四是国际市场震荡频繁，会迅速波及大多数经济体的内部市场。

早在四个月以前，公司就跟各机关部门进行价格协商，但由于崇文、宣武两区撤销合并，很多机关的一把手都还没定下来，这件事就被一拖再拖。小郭介绍，食堂的菜品每天更新，像排骨、鸡翅、牛蛙、牛羊肉都会供应。

但是等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时，通货膨胀就已经成熟，政府必然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干预价格，于是，他们本来要得到的好处就流失了。前述北京某饮食公司的左师傅介绍，由于公司承包了十数家机关食堂，进货一般到大型批发市场，进货量大，价格就能降下来了，比起一般市场，每样菜每斤大概能便宜三四毛钱，比起超市就便宜更多了。原来，该机关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用农民种植，完全不施用化肥和农药。所以，在单位吃饭是不需要个人花一分钱的。1元钱能吃到什么？7、8道热菜自选，有荤有素。

而政府欲推行的房产税、车船税，也对中产阶层产生实际支出压力。然而，这正是国家某部委食堂的午餐标准。但收费公路的政策虽经几次调整，仍基本保持不变，政府依旧习惯于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手段建设公路，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在现今的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已有充足财力投入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但多数地区仍采用将公路收费权质押贷款的方式筹措资金修路，甚至存在一些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的投资经营型收费公路项目。

黑龙江等5省260多条公路项目拖欠工程款87亿元，拖欠时间有的已达六七年。平顶山中院之把关不严，审查不细，损害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形象，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上述对平顶山中院院长和主审法官的 处理，还不是河南省高院那份大罚单的全部。早在2005年，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张孝德就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法院系统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他在短信中几次对记者表示谢谢关心。而省级高院高调参与具体错案，同样会带来责任追究的紊乱，处理错误在身的司法人员，也要合法。

发生错案需要有明确而合法的处理规程，比如赵作海一案，一个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立案再审、取保候审、撤销原判决，从容平等商讨国家赔偿，这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多数民众对收费公路是认账的，王锡锌教授说，地方并非不可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而公路收费乱象的根源并非收费还贷，而是收费还贷变成了幌子，变异为与民争利的掠夺，成为地方和部门追逐利益的提款机。据熟知河南司法系统情况的人士透露，事件令河南省委高层震怒，河南省高院也在第一时间关注案件，并积极介入案件。这正是收费公路的开端。

敢于直面问题，符合法律规范。2020年前，中国还将建设大量高等级公路。贾元华指出，因为这样不仅能还本付息，还有盈余，又何必花自己的钱呢?除了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外，收费公路政策背后还存在利益博弈和资源配置上的考虑。针对案件本身，省高院审委会承认时建锋是否参与犯罪、是否与他人共同犯罪的认定证据不足，而军车牌照、士兵证、向收费站出示的车辆通行手续来源不明。

1987年国务院颁布《公路管理条例》，1988年，交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根据《公路管理条例》，联合发布了《贷款修建高等级公路和大型公路桥梁、隧道收取车辆通行费规定》，中国的收费公路制度自此确立。上世纪80年代，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全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如果取消公路收费，用本地的钱修路，让外地车免费通行，地方政府就会明显缺乏动力，这在有利益冲突的区域间特别明显但有人会认为这个思路太理想化，说起来容易，实现太难。

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也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中央财政占GDP的比率不断降低，当时也引起了另外一种忧虑。事实上，分税制这个体制在美国、澳大利亚都存在，但他们的分税制是在一个法定框架下进行的，而我们的分税制则是在没有预算民主框架限制下实行的，其中只是牵涉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分配问题。中国的税负高，也可以从我们国家税收总额的绝对数字上反映出来。这点可能连财政部的官员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必须厘清背后的逻辑关系，而不能只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西方各国的税收大部分是直接税，即你一拿到工资单就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交给了政府的，多少是每个月实际挣到的，账目很清楚。现在中国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本安排就是这样，即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完全是政府的事，根本不受任何制约。

当然，尽管有些部门和地方的开支到12初还没有汇总起来，加上各部委和各级政府在年底又要突击花钱，明年两会期间可能又会出现2010年全年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仍是负的情况。正是因为有了纳税人，才能让国家养着5300万吃皇粮的人。

如果把税收降下来，那么企业的负担也可以减轻，有利于企业赚钱，企业赚了钱就有余力雇工人，就可以增加就业，可能从一个方面真正启动内需。但是我们这个21%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你算上第二财政收入，包括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等收入，连贾康所长他们自己估计下来数字都会在32%左右，甚至学者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认为中国的宽口径宏观赋税可能更高，而这些当然都是取之于民。

另一个方面就是，政府如果能够把税收返还企业一部分，企业就不会面临做一天亏一天的境地了。因此，减少老百姓的税负，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地方政府的负债却越来越大，甚至将来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事实上，近几年，无论经济是好是坏，GDP增长是快是慢，我国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地方政府一直把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当作一项政绩。

2007年开征的燃油税是新税种，每个司机加油时大致会知道（你加每升汽油政府大致征去了0.95元的税），但多数开车者也没有时时意识到这一点。另外要指出的是，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看看英国，就会知道，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整个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围绕着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展开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些清醒认识。既然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相对宽裕，为什么不考虑减税？目前，国内和国外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模式不得了，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也觉得认为中国政府做的不错。

但其实不是这样，就像我前面所说，中国的税制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消费税是不透明的。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的高通胀，也和这有很大关系。如果降低税收，企业有了盈利的预期，企业家才会更主动地雇工人，这也是增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办法。这话说得很到位，今天也值得我们深思。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人及政府智囊层面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才占GDP的21%左右，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远远落后。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从以预算民主作为突破口来建立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现在看来已经不存在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了，而是为与不为，做与不做的问题。

至于税收要不要减，税负高与低，这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记者：近两年决策层一直说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启动居民内需，但恐怕不落实到减税的话，民众也没钱来配合国策吧。

二战后七十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提倡大政府的主张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使得凯恩斯主义不断借尸还魂，大行其道。轻税负与宽司法才能促进国家富裕记者：正是出于这一推理，西方国家的政府在遇到金融危机的时，一般首先会想到减税，降低企业和民间负担。